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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李新宇谈戏说历史非好现象易以文乱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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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6-08 18:36: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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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新宇,学者。1955年生,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,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。

作为“学术中国系列”的一部分,2007年出版的《大梦谁先觉》,曾引起很大的关注。六年后,以此书为基础,加上“当年抽掉了而这次收进来的”篇目——《民国遗民章太炎》和《1942:陈独秀魂归五四》等,重新修订而来的历史随笔集《旧梦重温: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》于近日出版,作者,是著名的、以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见长的学者李新宇。

虽然集子取名“旧梦重温”,但是,在接受本报采访时,李新宇表示,“有些梦虽然是在一百年前做的,其实仍然很新鲜。”

关于民国先知

被遮蔽和遗忘的东西并不一定没价值

:这本集子里的文章,最早的写于1992年,晚至2006年。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,什么原因让您一直坚持着写了下来?

李新宇:时间跨度是长了点,但也说不上坚持。拖的时间长,是因为我写得慢,而且总是去干别的,不能集中力量,想起来写一篇两篇,可能就放下了,几年后又写几篇,断断续续,所以一写是十几年,好在行文风格变化不算大。这么长时间没有完全扔下,可能是因为我的兴趣。我的专业是文学,但长期以来,却对现代史很感兴趣,清理一些事件,弄清某些真相,还原一些具体场景,是我一直想做的。所以,只要有空闲,我就去读一些历史材料,写一些历史随笔。《帝国黄昏》、《旧梦重温》等都是这样的历史随笔。

:当年您自拟书名《旧梦重温》,最后接受建议改名《大梦谁先觉》,您说是“因为涉及发行量”,现在重新出版,您还是改回了以前自拟的书名,是现在不用关心发行量了,还是您有更多的考虑?

李新宇:我这个人很笨,一直不会给自己的书取名,许多书名都是朋友帮我取的。什么样的书名好卖,什么样的书名不好卖,我完全不懂,所以就听朋友们的。我自己取名“旧梦重温”,只是根据全书内容,觉得切实。上一次出版,朋友认为书名太文雅不利于发行,于是就改了;这次出版,朋友却没有提出异议,于是就保留了。不过,这次的朋友还是给我加了几个字:“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”。

:这些年来,有很多文化随笔都在触及民国这一段历史,但很少有人像您这样,笔墨心力全在所谓的“先知”身上,为什么选择关注这一特殊群体?

李新宇:这个问题你把握得很准。选择这一群体,原因是我很关心中国知识界一路走来的身影。中国的现代化,毕竟是外来因素催发的,是因为看到西方现代国家的人们比我们先进,比我们生活得好,所以就要学习,要跟上。这不是谁逼迫的,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必然选择。因为现代化并不源自本土,所以引领现代化潮流的,注定不是工农大众,而是那些能感受外来风气的知识界的先知先觉。一百多年来,先知出现了一代又一代,他们为中国人的命运进行过许多思考。弄清他们的成败,弄清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努力所遭遇的种种挫折,包括他们的错误和误区,显然是有益的。

:有意思的是,您似乎很少纠缠于某件事的具体细节,但愿意探究一个事件前后各种事件的内在关联。这可能需要更多资料的掌握与整合,需要更高的立意。这些文章,您原本是写给杂志和媒体的专栏,这种写作的选择,显然不算讨巧。

李新宇:我常常展示关联,是因为许多事件本身就存在关联,不弄清那些联系,就无法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。看到一些东西,马上想到另一些东西,这的确需要知识积累。我这样写,不仅不算讨巧,简直是很不合算,如果就是为写这样一篇文章去看资料,那就投入太大、收获太小了。

:古人常说“文以载道”,您要“载”的“道”是什么?您带着我们“旧梦重温”现实意义在哪里?

李新宇:这里的“道”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地理解,那么,凡是好作品,没有不载道的;凡是有出息的作家,也必然不拒绝载道。文学作品也罢,学术作品也罢,如果什么也不承载,只剩下文字的空壳,那是什么?

至于我的这本书所载的,却只是旧梦,一代又一代先知所做过的梦。这些梦已经做了一百多年,却阴差阳错没有成为现实。在过去的教科书中,它往往被遮蔽,所以人们大多不了解它。可是,被遮蔽和遗忘的东西并不一定没价值,现在,我们有理由把它们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,重温一下。有些梦虽然是在一百年前做的,其实仍然很新鲜。

关于历史观

不抱成见,客观公正,实事求是

:在对秋瑾就义前后的事件呈现里,写及处死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时,对他的无能为力和力所能及下的人性温情,您给予了公允的关照。没有一刀切,摒弃了道德审判,这种态度让人欣赏。您在处理历史素材的时候,遵循的原则是什么?

李新宇:我还没有好好想过,但大致说来,大概是这样几点:不抱成见,客观公正,实事求是。研究历史的人,应该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,不能把它当成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。我们过去的毛病,常常在于为了一个观点而不顾历史事实,随意取舍,所以白的常常变成黑的,善的常常变成恶的。同时,无论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,往往都很复杂,研究者应该正视全部的复杂之处,于复杂之中去求得历史之真,而我们过去却常常是先为事件或人物定性,然后就一切都简化了。好像正面的事件就没有缺陷,反面人物或被否定的事件,则又一无是处。这对历史很有害,尤其是教科书,容易培养孩子们极为简单的头脑,使他们失掉正常的思考和判断能力。

山阴县令李钟岳那样死去了,这说明他有道德,有良心,说明大清帝国的官员中还有那样的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,您听说过因为违心地判了一个案子,或错误地处理了一个事件,而去自杀的吗?进行道德审判,审判出的也是李县令的道德光彩。

:还有一个类似的细节,就是对于像段祺瑞这样的“军阀”,您写到:“三一八”惨案打死请愿学生后,段赶到案发现场,长跪不起。您的书写,不仅是“去脸谱化”的,多少还带着些“颠覆性”意味。

李新宇:“颠覆性”大概谈不到,但“去脸谱化”是有意识的。过去,我们总是给人贴标签,画脸谱,其实又不切实际。比如“军阀”,它到底是个什么词,谁是“军阀”?谁又不是“军阀”?军阀的标志是什么?从陈炯明那样的现代军人,到段祺瑞这样的领袖人物,都被我们那样用个标签变成了丑角。可是,只要我们走近历史现场,考察历史的本来面目,我们大概就不会接受那些结论。我的书,唯一可以自己觉得欣慰的,可能就是能够改变一下目光,改变一下视野。

:这些年来,历史热带动了对历史的各种戏说、解构,有意思的是,历史热兴起之时,正是您这个集子写作的收笔之时。这种处理历史素材的方式,因颠覆历史的严肃面目而深入人心,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?

李新宇:对于各种戏说,我没有关心过,因为它只是娱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拿历史来娱乐,本身就不是一种好现象,因为它容易“以文乱史”。尤其是在严肃的历史学界正在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,这无疑是一种干扰。大家都知道“以史为鉴”这句话,历史是用来当镜子用的,用来认识我们自己的,一旦被拿来娱乐,胡乱编造起来,那镜子就变成了哈哈镜,可以让你开心,却无法再帮你正衣冠。所以,我希望对那样的作品千万不要当真。

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,比如一般人不看《三国志》,也看不了那样的史书,却熟悉说书人传播的《三国演义》,以为它就是历史,甚至因此而捧刘备、骂曹操,好像那些事都是真的。今天的中国人,不应该再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。说到解构,那种以戏说为方式的解构大概力量很有限,更没有颠覆的力量。因为一个历史结论的颠覆,需要铁的证据,需要严密的论证和严肃的辩论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善就是善,恶就是恶,只是戏说它一下子,拿它开开玩笑,能解决什么问题呢?只是使它不神圣了而已,能确认它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吗?

手记

学者的态度

据说,第一次见到李新宇教授本人的,都会对他那一脸的卡尔·马克思般的大胡子留有极深的印象。此外,他还有一双目光犀利的眼。

遗憾的是,无缘得见。

邮件完成了采访。

如此这般下,试着去描绘一个作者的形象,只能依靠他的作品。

大约是被一些小的细节所触动,有些不吐不快的意思。

文章的如何旁征博引,对历史资料的运用自如,倒在其次,更多的好感,缘自这本书的后记。

其一,是因为李新宇先生在后记里直言不讳地表示,这本书其实早已出版过。这件事,做的磊落,就像当年王跃文推出散文集《平常日子》时,自己在博客的公告栏里标注上“小说集作品篇目有重复,朋友们购买时请甄别”一样,颇有君子之风。

其二,对于当年“因为涉及发行量”,默认了修改的书名一事——“这书名和书的本意似乎拧着”——表达了自己的“不舒服”,并借一位读者的口,作了辛辣自嘲。这种直率的态度,也让人欣赏。

有意思的,这样一个力求完美的写作者,在原稿中“一些地方似乎应该做些修订”时,却拘泥于“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,与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,笔下的状态大概不一样”,“改过之后,就不再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了”,选择了“保持原貌”。

行为的缺失,他愿意自省。作文的缺陷,不去试图粉饰。

取舍之间,是需要境界的。 (文/本报刘雪明 图/受访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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